可靠的网上炒股配资 藩镇割据，胡人崛起：河北成了大唐永远的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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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长达二百八十九年的统治历程中，李唐皇室以兼容并包的治国思想将唐朝打造成了史上少有的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都取得了高速发展的大一统王朝。

然而，即便是这样一个“最好的时代”，也仍然难逃内忧外患的困扰。纵观唐朝历史，不难发现早在立国之初河北道地区就已经是唐王朝的一大“心病”了，而安史之乱过后愈演愈烈的藩镇割据乱象，更是让河北地区“荣升”为了唐朝的“心腹大患”。

历史遗留难题：“激进”的河北道

陈寅恪先生指出，奉行“关中本位政策”的唐朝，走的是一条“于东北方面采维持现状之消极政略，而竭全国之武力财力积极进取，以开拓西方边境”的“不平衡”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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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吐蕃的步步紧逼，唐朝政府最终做出退出东北亚地区争夺的决定其实并不让人感到意外；而在退守辽河一带之后，唐朝的北部边境线也顺势收缩到了幽州、营州和安东三府。

至此，河北道正式成为了唐王朝直面边防危机的“前哨”。

据《新唐书》记载，唐代河北：

“盖古幽、冀二州之境，汉河内、魏、渤海、渭河……为州二十九，都护府一，县百七十四。”

由此可见，唐朝年间的河北道远比今天的河北省要大得多，其中包括了山东、河南、河北以及辽西部分地区。

以燕山为界，河北道可被大致分为南北两部分。燕山以南是以平原为主的农耕核心区，物产丰饶且人口稠密；燕山以北则是以畜牧业为主的牧区，人口相对较少且民风彪悍。

“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让河北道地区“顺理成章”地成为了中原王朝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兵家必争之地，而连年累月的战乱也让这一地区长期处在一种动荡割据，对中央归属感较弱的“边缘”状态。

对大唐王朝来说，河北道之所以“不好管”，问题主要就出在北魏统治时期遗留下来的“烂摊子”上了。

北魏末年，河北道地区胡汉文化交融，尚武者跟尚儒者几乎一样多，这使得该地区形成了两个较大的集团势力，即走胡化“尚文”路线的山东士族集团，跟走汉化尚武道路的“关陇贵族集团”。

两个集团间的斗争从北魏灭亡一直持续到了隋朝立国前夕；最终，由“关陇贵族集团”建立的北周政权，凭借着强悍的武力优势击败了山东氏族集团建立的北齐，结束了南北朝分裂并实现了国家统一。

如果事情到此为止，那么河北道地区还是能在儒学治国的道路上好好走下去的；当地的胡汉两族百姓，也能在官方影响下逐渐消弭隔阂；但问题就在于，北周政权在一统中原后的第5年就被隋朝取而代之了，这也给刚刚平息下来的河北道埋下了不稳定的种子。

隋朝建立后，为淡化河北地区与其他区域的隔阂，朝廷下旨将幽州、并州与营州并为一区，即冀州；希望以此在地域观念上营造出一个统一认同的氛围。

可惜天不遂人愿，杨广即位后，对其颇为不满的并州总管杨谅起兵造反，河北山东等地随之再度陷入分裂割据之中。

虽然隋炀帝末年，朝廷也做过

“今往涿郡，巡抚民俗。其河北诸郡及山西、山东年九十以上者，颁授太守”

之类的努力，但“河北道难题”仍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及至隋末各地起义爆发，河北道乱象也成了唐朝亟需解决的一个大麻烦。

总的来说，正是南北朝年间的历史遗留问题才使河北道早早成了唐王朝的“隐忧”之一；毕竟这样一个行事风格激进，动辄就会爆发战争的地区，不论哪个势力统一中原，都不敢对其有所小觑。

监管缺失问题：宽松政策下的“胡化”隐忧

虽然历经“千辛万苦”才平息了窦建德、刘黑闼之乱的唐太宗李世民对河北道地区的“剽悍”民风已经有了一个初步认识；开元年间，朝廷也通过吸纳重用山东士族的方式巩固了对该地区的统治；但是，奉行开明治国理念的唐太宗还是在不经意间犯下了一个大错误。

那就是忽略了“胡化”所带来的地方割据问题。

也许是因为出身胡汉混血，政治上又大多依托于关陇贵族，李唐王室在相当程度上继承了北周政权的胡汉融合思想，对胡人跟胡人文化的态度也相当宽容；而这正是朝廷对河北地区胡化迹象关注度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

突厥归唐后，大量涌入幽州、营州地界的突厥人逐渐改变了河北道地区的民族结构，让这里成为了北方各民族汇聚融合的中心所在。

伴随着多民族杂居现状而来的，是当地文化中愈发明显的“胡化”倾向。

就实际情况来说，就是豪杰辈出的河北山东地区，在突厥文化尚武剽悍风气的影响下变得愈发外向奔放了。

在唐王朝兼容并包的文化氛围中，这种偏胡化的发展风向本也算不上什么大事。毕竟开元以前的唐朝政府，还是比较乐于看到一个综合战力更强的河北道“帮忙”阻挡契丹大军的；但问题就出在驻守河北道防线的官员与当地百姓间本就不算太好的关系上了。

像万岁通天元年爆发的契丹李尽忠、孙万荣之乱，就跟赵文翙刚愎自用的“失政”行为有关。

事实上，当时整个河北道地区都或多或少的存在一些民族政策“失衡”的问题，而这一问题的产生原因就在于长安方面颁布的命令并不完全适用于边防力量空虚的河北道。

简单来说，就是虽然唐朝政府愿意以包容的姿态解决民族矛盾问题，但外有强敌压境，内有民众不满的河北道重镇却很难按照中原地区的施政模式来处理民族矛盾。

毕竟日趋“胡化”的民风，加上不时南下幽州等地的契丹大军，都让河北道地区的管理问题变得愈发艰难。

而放任河北道地区继续“胡化”下去，则会不可避免地削弱中央对这里的掌控权，让当地百姓不再认可李唐政权。

藩镇割据乱象：营州事件后“重兵在握”的河北道

如果说贞观年间“宽松”的文化政策，助长了河北道地区的胡化势力，那么武周年间爆发的营州事件，则让河北道地区再度成为了大唐、契丹跟突厥三方势力的争夺焦点。

由于兵力严重不足，唐朝军队在与契丹大军的交锋中可以说败多胜少的；及至神功元年三月，清边道总管王孝杰战死于东硖石谷，十七万将士死亡殆尽，朝廷失去了对营州和安东都护府的实际管辖权；契丹大军则乘胜进攻幽州，

“攻陷城邑，剽掠吏民”。

虽然这场叛乱在两个月后宣告结束，但连续的损兵折将跟突厥势力的再度崛起，还是让一下子失去了营州、安东两个边防屏障的河北道地区陷入了危机之中。

为防范突厥进犯，朝廷不得不在河北道地区增置了团练兵，并启动了河北、河东“联防模式”；而这也让河北道地区的军事实力得到了大幅加强。

待到唐玄宗开元年间，基本肃清了突厥、契丹隐患的唐王朝不仅重建了河北道边防体系，还通过增设军镇和团练兵的方式巩固了边防实力。

至此，河北道地区的军事力量逐步到达了顶峰，统领河北二十四州府的幽州节度使也成了北方地区名副其实的“最强武官”。

边乱时期，实力强悍的地方军能够最大限度的拱卫中央，但到了和平年代，拥兵自重的河北道节度使们却成了唐中后期藩镇割据乱象的“罪魁祸首”。

尤其是当胡将出身的节度使，碰到了民风彪悍的河北道军民，二者所产生的“化学反应”更是远超出了李唐统治者的预期。

可以说，如果不是安禄山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地节度使，手下的兵将又都是久经沙场的“河北兵”；换做其他地区的节度使，大概率都掀不起安史之乱这么大的风波。

及至安史之乱结束，河北道“乱象”已经彻底不是走下坡路的唐朝政府能管的了。

为尽快平息局势，唐代宗不得不采纳了

“裂河北分大镇以授之”

的建议，将一批安史降将任命为了河北节度使；但这此举也让河北道地区真正沦为了不听中央号令的“割据强藩”。

唐朝末年，军事实力日益壮大的河北各镇成了实际意义上的“国中之国”；

据《新唐书》记载：

“效战国，肱髀相依，以土地传子孙”的河北各镇已经成为了不听号令、不交赋税、不效忠朝廷的“三不”地区。

小结：

总的来说，河北道地区之所以困扰了唐朝政府近300年，就是因为这是一片有实力但不服管的土地。

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官民较少受到儒家文化教化，更崇尚武力，这让军事实力一般的唐朝政府很难彻底“收服”河北道，也让河北道在自由野性的路上越走越远。

参考文献：

《新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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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于：天津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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